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管颜青 秦苗)“医生,我卵巢里长了囊肿吗?需要手术吗?”这是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她们卵巢中的“囊肿”并非真正病理性的囊肿,而是发育停滞的小卵泡。这个沿用了90年的疾病名称,影响了全球超1.7亿女性。2026年5月,在第28届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PCOS正式更名为“卵巢内分泌代谢综合征(PMOS)”。医学界对这一疾病的认知,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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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妇科内分泌专家告诉《医师报》记者,名称变更并不等于立即改变诊断标准,但临床视角将跳出单纯的卵巢形态改变,更加重视疾病作为多系统内分泌紊乱与慢性代谢疾病带来的全身影响。
更名溯源:
中国专家深度参与
PCOS的命名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美国医师欧文·斯坦与迈克尔·利文塔尔通过手术观察发现,部分女性卵巢增大,表面排列着许多充满液体的小囊,形似囊肿。同时,由于月经不规律或闭经,伴有排卵异常,出现体毛过多、痤疮等症状,他们据此将这一疾病定义为“多囊性卵巢”。90年来,这一名称被全球医学界广泛沿用,却也埋下了长期的认知误区。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生殖与产前诊断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妇儿与生殖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涵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介绍, 这次更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2年12月。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专家小组首次明确提出PCOS这一名称存在缺陷。它聚焦于“多囊卵巢形态”这一诊断标准,而这一标准既非诊断该病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既妨碍对临床医生的有效教育,也阻碍医生、公众和研究资助方的沟通。专家小组当时建议,赋予它一个能够反映该综合征所特有的复杂代谢、下丘脑、垂体、卵巢和肾上腺相互作用及其生殖影响的新名称。
此后,在澳大利亚团队牵头、联合国际雄激素过多与多囊卵巢综合征学会等机构的共同推进下,研究团队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调研,并组织了多次由患者与多学科医疗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国际更名研讨会,形成最终名称PMOS。
我国学者也在这场全球共识工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山东大学妇儿与生殖健康研究院陈子江院士团队、赵涵团队承担了英文调查问卷的翻译和本地化工作,深度参与了国际专家组讨论,从中国视角提出修改建议,并参与《柳叶刀》共识文章的修订工作。 2025年10月,赵涵团队在《自然·医学》发表基于全球超4万名PCOS患者专病队列的研究。该研究证实,PCOS不是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病因不同、表现各异的综合征集合。作为重要的科学证据,该研究成果在PCOS更名国际专家讨论会上被分享给了所有参与专家。
据了解,由于PCOS这一名称在我国已长期用于临床诊疗、教材编写、指南制定、科学研究和患者教育,我国现阶段推行“PCOS为通用标准名称、PMOS为潜在迭代学术新名称”的过渡模式。
疾病认知:
重识一种慢性代谢疾病
“很多患者一听到‘多囊卵巢’,就误以为是卵巢长出病理性囊肿,也让诊疗局限于妇科领域,忽略了代谢与全身健康风险。”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田秦杰主任医师介绍,过去对PCOS的认知主要聚焦于该病出现的卵巢形态学改变,以及疾病引发的高雄激素症状(大众熟知的痤疮、多毛、月经紊乱等表象),却长期忽视了疾病本身存在的代谢问题。
PMOS本质是多个内分泌系统受累和全身性代谢内分泌紊乱,涉及雄激素、胰岛素、神经内分泌、卵巢激素等多条内分泌通路异常。此外,临床数据显示,约85%的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60%~80%患者伴有超重或肥胖。若得不到规范治疗,患者罹患2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显著升高。同时,长期排卵异常、内分泌紊乱还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异常增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病风险。
诊疗升级:
兼顾妇科诊疗与代谢调控
针对大临床普遍关注的“更名后国内诊断标准是否调整”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院士、郭薇博士在《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发文明确表示:“名称变更并不等于立即改变诊断标准。根据现行国际指南框架,成人诊断标准和青春期诊断标准在排除其他相关疾病后,仍基于3个诊断维度中至少满足2项进行诊断,即稀发排卵或无排卵、临床或生化高雄激素血症、超声多囊样卵巢或抗米勒管激素(AMH)水平升高。青少年诊断仍需同时满足排卵异常和高雄激素血症,以避免将青春期生理性月经不规律或卵巢形态变化过度诊断为疾病。”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我们早就知道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但原来更重点强调雄激素的影响。实际上,它也牵扯到胰岛素、神经内分泌等多个内分泌系统的相关问题。”田秦杰表示,自PMOS更名以来,妇科医生将不再局限于妇科生殖问题的诊治,将更加全面筛查、评估患者的全身代谢状况。
“对于基层医生或是低年资的医生,对PMOS的本质把握不够的,也会仅凭一张B超就造成误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内分泌科李昕主任医师表示,年轻女性在青春期时本身存在生理性卵泡增多、排卵不规律、胰岛素抵抗等特征,如果仅凭B超显示的多囊形态,容易造成误诊。对PMOS认知不足的医生,在面对肥胖的患者时,往往会让她们仅接受调经治疗,忽视了减重、代谢紊乱等病因,导致病情反复,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各类并发症风险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疾病的管理走向“代谢中心化”。对于大多数育龄期患者而言,月经周期异常、排卵障碍、高雄激素相关症状和不孕仍是最直接的就诊原因,也是临床诊疗和疗效评估的核心内容。田秦杰强调:“妇产科医生不能直接把问题转给内分泌科,而是要做最基本的检查。无论年龄和体重,国际上都推荐做口服葡萄糖糖耐量试验、胰岛素释放试验检测,医生可以及早发现和管理代谢问题。同时,在遇到疑难病例,或需要排除特殊疾病时,与内分泌科、心理科、皮肤科等共同参与的多学科讨论仍然十分必要。”
“重视代谢干预的同时,不能忽视妇科专科价值。”李昕认为,PMOS的更名也不能导致诊疗只围绕代谢异常,轻视了妇科问题,也会出现漏诊。PMOS患者存在稀发排卵特征,异常子宫出血的表现可能关联异位妊娠、子宫内膜癌等妇科严重问题。因此,诊疗需结合女性不同年龄阶段的生育、健康需求,平衡内分泌调节与代谢管理,兼顾妇科专科诊疗与全身代谢调控。
直面挑战:
长期管理尚待完善
李昕表示,随着PMOS的更名,PMOS的诊疗将不只依靠单一科室,需要多学科协作共同对患者可能存在的并发症进行综合管理。例如,在青春期和育龄期,可以以妇产科为核心开展生殖健康干预,而针对远期代谢、血管病变风险,需要联动心血管科、内分泌科协同管理。同时,营养科、运动健康科可以通过减重指导、饮食调理等非药物手段,帮助患者改善病情。
目前,PMOS的核心发病机制仍未被完全阐明。田秦杰指出,PMOS的发病涉及遗传特质、后天环境、代谢紊乱、雄激素水平升高、体重异常等多重诱因,但各类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叠加致病,目前医学界仍缺乏清晰、统一的定论,包括遗传易感基因、肠道菌群失衡等潜在致病靶点,仍有待大量科研探索与验证。
同时,PMOS的长期规范化管理仍存在临床空白。当前尚无统一的循证标准,明确疾病的治疗周期、复查频次,以及胰岛素抵抗干预、二甲双胍等药物的停药指征,临床诊疗多依靠医生个体化经验判断。未来,仍需入探索疾病早期筛查、早期干预与远期预后的关联,优化PMOS全生命周期诊疗与管理体系,守护女性生殖健康与长期身心健康。
科学管理:
三类高危人群应关注PMOS风险
田秦杰特别提醒三类高危人群关注PMOS疾病风险。一是存在月经紊乱或高雄激素症状任一单项表现、虽未达到确诊标准但患病风险显著偏高的人群;二是月经异常、痤疮、多毛等症状持续数月未缓解的人群;三是存在超重、肥胖问题的青春期及育龄期女性。这三类群体可通过优化饮食结构、坚持规律运动、科学管控体重等生活方式干预,控制疾病进展,降低远期代谢疾病发病风险。
“我们强调预防优于治疗,但对于患者来说,也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觉得疾病诊断太复杂了,不敢诊断,不敢治疗了;二是过度恐慌,一诊断就觉得自己不能生孩子,有冠心病、肥胖、糖尿病的风险。”田秦杰提醒,PMOS诊疗手段成熟,患者无需过度焦虑,通过科学规范的长期管理可有效控制病情。
对此,北京妇产医院生殖医学科王树玉主任医师表示,PMOS患者无需过度恐慌,通过早期筛查、科学干预和长期规范化管理,能够有效控制症状,保护女性生育力。
“若月经初潮三年以后仍然不规律,就要纳入管理范围了。”王树玉建议,女性从青春期开始,就需要主动关注月经状态,婚检也应成为重要的筛查节点,可根据年龄、月经情况开展内分泌专项检测,及早发现代谢、内分泌异常问题,及时干预帮助恢复自然排卵功能,规避排卵障碍性不孕风险,同时提前防控心血管疾病、子宫内膜病变等远期并发症。
此外,李昕强调,传统观念认为绝经后便与多囊卵巢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绝经后超声不再显示多囊形态,月经失调和不孕问题也随之消失,但代谢失衡、心血管疾病风险及内膜病变的隐患依然存在。因此,绝经后女性也不能完全忽视PMOS对健康的影响。
来源 | 医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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